必須了解的前提是，中央投資在住房保障方面鎖定的是廉租房，同為保障房的經濟適用房并無緣分羹。中央投資用意在于以資金的沉淀換取保障的流動性，廉租房可隨居民收入變化而實現對最低居住需求的持續保障。但廉租房租改售之后，地方政府提供的不再是義務性質的公共保障，而是具有救助性質的成本住房。這不僅扭曲了中央投資的內涵，更令資金的流動通道發生了本質變化，一條財政“轉移支付”的隱秘通道可能由此而生。
中央與地方共同出資建設廉租房，是經過審慎研究確定的。參照本次中央投資的審批程序，地方政府先上報建設計劃，中央部門以此為依據，統一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成本均價，對東（部分地區）、中、西部分別給予每平方米200、300、400元的差別補貼。雖然地方政府仍是廉租房建設的“大股東”，但變賣“共建”物業之舉，實有違約之嫌。
就目前公開的試點來看，地方政府出售廉租房的價格為建造成本的60%~80%，這誠然是給低收入人群以巨大的實惠。但我們還是不得不苛刻地算一筆賬：如果出售價格與實際建造價格之差大于中央補貼比例，那么就是地方政府將中央投資直接轉化為人頭補貼，自己則單方面收回部分成本；如果出售價格與實際建造價格之差小于中央補貼比例，那么幾乎可以確鑿地認為，作為專項補貼的這部分中央投資反而回流至地方腰包，“套現”空間陡然而生。
關于試點租改售，地方政府幾乎眾口一辭地提出“地方財政乏力”。這是現實問題，卻遠非問題的本質。
在民間資本尚未帶動的當前，相對于中央投資的4萬億大盤，地方配套資金確實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某些項目的地方配套資金到位率低至48%。被中央明確指定具有“優先權”的廉租房，無論在資金支持還是監管力度上都更具政治高度，但其性質決定了資金一旦投入便在賬面上無法收回，地方政府勢必兩難。在無法改變建設數量的前提下，通過租改售這一對廉租房的“重新定義”，無疑打了一個擦邊球，可以令其投入資金快速回流。無怪乎各地爭相效仿，堪比當初申報項目之熱情。
其實，無論是財政乏力也罷，試點創新也罷，都必須利用程序的公正來保證制度的公正。如果任何城市都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展開試點，那么制度創新難免會成為地方謀求利益的工具。這才是關鍵問題、原則問題，也才是引發公眾普遍質疑的實質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