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遺囑庫的成立是日益增長的遺囑訂立需求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現實，面對這一人口國情，已經施行27年的《繼承法》是否有必要作出修改？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修改呢？
李律師：中華遺囑庫作為公益性的第三方組織，為老年人遺囑訂立、登記和保管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由于法律法規尚未對這一民間公益性機構作出明確規定，其運行、管理、保障和監督機制亦需要完善，因此還是要著眼于在立法層面上對諸如遺囑繼承的方式、認定遺囑效力的標準等方面進行修改、完善。
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與科技的飛速發展，老齡化日益加重，個人私有財富也在迅速增加，財產關系呈現日益復雜化局面，我國現行《繼承法》已經運行27年，其中很多規定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修改《繼承法》是大勢所趨。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有效解決繼承糾紛，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對《繼承法》作出修改：
第一，建議增加新的遺囑形式。隨著科技的進步，更加人性化和便捷的書寫、記錄與存儲方式更多地被人們采用，現實中出現了新型遺囑，比如打印遺囑、影像遺囑、電子郵件遺囑等。對于這些遺囑形式，《繼承法》中應當明確規定新型遺囑類型及形式要件，確保審判實踐有法可依，也使得自然人有更多可以采用的遺囑形式，從而尊重被繼承人的生前意志，減少繼承糾紛。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也認為“增加遺囑方式，既是對原來遺漏的規定進行修訂，又是適應科技發展的需要”。因此，《繼承法》對于新型的遺囑形式應當加以補充，使我國的遺囑方式更為全面，適應遺囑人立遺囑的實際需要。
第二，建議適當修改遺囑能力的認定標準。現行《繼承法》要求遺囑人應當具有行為能力，而且遺囑能力的標準與行為能力的標準相同，即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具有遺囑能力。但應當看到，遺囑能力和一般的行為能力適用對象是不同的，行為能力主要是針對民事行為特別是交易行為而設計的，而遺囑能力是針對以特定身份關系為前提的財產法律行為，其具有單方無償性，與典型的交易行為存在區別，與行為能力應當有所區分。
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多數國家規定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為能力的遺囑能力標準。例如，《德國民法典》第2條規定滿18周歲即為達到成年年齡，但該法第2229條規定，年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亦可設立遺囑。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也認為，遺囑能力最主要的是判斷能力或意思能力，而不是行為能力，故一定條件下未成年人也可以訂立遺囑。因此，建議借鑒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做法，以16歲為認定遺囑能力的最低年齡界限，如此規定也可以進一步貫徹私法自治原則，尊重當事人的遺囑自由。
第三，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應修訂。根據現行《繼承法》的規定，遺囑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數份內容相抵觸的遺囑，其中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公證遺囑為準；沒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的遺囑為準。這就導致遺囑人一旦設立了公證遺囑，就不能再以其他遺囑方式變更或者撤銷公證遺囑。在出現危急情況時，如果遺囑人想要變更遺囑內容而又無法進行公證時，就不能實現自己支配遺產的自由意志，造成違反遺囑人意志的后果。
法律關于遺囑規定的目的系最大限度地體現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若僵化的認定公證程序的效力優先，極有可能不能反映遺囑人最終處分財產的真實意愿，這與遺囑繼承的立法目的相悖。因此，建議取消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增加對公證遺囑的程序和形式要件進行審查，避免完全由公證行為替代司法程序對遺囑效力進行確認。
中華遺囑庫從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一些老年人訂立、保管遺囑的需求，但鑒于法律尚未對其作出明確規定，作為遺囑管理和登記方面的新嘗試，公益遺囑庫的建立和運行最終還需上升到法律層面。遺囑是文書，是法律文件；遺囑也是生活本身，是文化的一種。設立遺囑的情況反映了社會觀念的現狀，更從深層次體現了法治觀念在一個社會中是否深入人心。中國將從人情社會走向法治社會，法治不但要成為社會運行的基礎，也要走進家庭，只有真正讓公民學法、懂法、用法，讓個人擁有依法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和能力，社會才能進步，法治中國建設才能真正得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