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達和阿芳在二十多年前結為連理，當時是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一對。隨著歲月流逝，阿達居然戀上了另一個女人。起初還是遮遮掩掩的，慢慢地發展到了出入相隨，再以后就干
阿達和阿芳在二十多年前結為連理，當時是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一對。隨著歲月流逝，阿達居然戀上了另一個女人。起初還是遮遮掩掩的，慢慢地發展到了出入相隨，再以后就干脆以夫妻的名義同居到了一起。結果，阿達被法院判了個罪。不久，阿達向法院起訴要求與阿芳離婚。阿芳同意與阿達離婚，但同時提出要求阿達賠償精神損失費，并給予經濟幫助與住房補貼。此案最后由市二中院終審，維持了一審法院準予離婚，阿達還需賠償阿芳精神損失、并給予一次性經濟幫助與住房補貼的判決。
這起案件的起因是典型的夫妻感情破裂。阿達的重婚行為，極大地傷害了阿芳的感情，事實證明阿芳對他的感情也已經破裂。現在雙方都要求離婚，法院當然判決準予離婚。在此前直到離婚時，阿芳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好；離婚后，阿芳的住房也存在相當的困難。因此，法院根據具體情況判決阿達給予阿芳一次性經濟幫助和住房補貼，也是合法、合理的。當然，在具體數額上法院也充分考慮了阿芳的實際需要與阿達的實際支付能力和實際生活水平，這樣對阿芳與阿達兩人都體現了公正與公平。
對于阿芳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市二中院當初審理此案的袁月全法官說：由于阿達的重婚行為違背了夫妻忠實的法定義務，侵害了阿芳作為配偶的人身權利，阿芳為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損害。在這樣的情況下，追究阿達的精神賠償責任，可以使阿芳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撫慰，也體現了法律的公平與正義。但是，在阿達作為原告的中，作為被告的阿芳能否提出精神賠償的要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法院只能依照原告阿達的訴訟請求，判決是否準予離婚，以及由 離婚 帶來的財產如何分割、子女由誰撫養等問題。由于阿芳在離婚案中是被告，她要求精神賠償只能另案起訴解決。另一種意見卻認為：阿達要求離婚與阿芳要求精神賠償，雖然分別由原、被告提出，但當事人相同，案件的事實相同，受訴的法院也相同。并且離婚的訴訟在法律上原本就是一種復合之訴，即既涉及人身關系的確認，又涉及財產關系所帶來的 給付 ，等等。因此，作為被告的阿芳提出精神賠償，是可以也是應該在同一案件中審理并裁判的。袁法官認為，根據我國的立法精神，根據對婚姻法有關條款真實含義的全面理解，后一種意見是可行的。在不違背法律本意的前提下，這樣處理既方便了當事人，也減少了訴訟成本，不失為一種妥善解決訴訟糾紛的辦法。
阿達和阿芳在二十多年前結為連理，當時是非她不娶、非他不嫁的一對。隨著歲月流逝，阿達居然戀上了另一個女人。起初還是遮遮掩掩的，慢慢地發展到了出入相隨，再以后就干脆以夫妻的名義同居到了一起。結果，阿達被法院判了個重婚罪。不久，阿達向法院起訴要求與阿芳離婚。阿芳同意與阿達離婚，但同時提出要求阿達賠償精神損失費，并給予經濟幫助與住房補貼。此案最后由市二中院終審，維持了一審法院準予離婚，阿達還需賠償阿芳精神損失、并給予一次性經濟幫助與住房補貼的判決。
這起案件的起因是典型的夫妻感情破裂。阿達的重婚行為，極大地傷害了阿芳的感情，事實證明阿芳對他的感情也已經破裂。現在雙方都要求離婚，法院當然判決準予離婚。在此前直到離婚時，阿芳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好；離婚后，阿芳的住房也存在相當的困難。因此，法院根據具體情況判決阿達給予阿芳一次性經濟幫助和住房補貼，也是合法、合理的。當然，在具體數額上法院也充分考慮了阿芳的實際需要與阿達的實際支付能力和實際生活水平，這樣對阿芳與阿達兩人都體現了公正與公平。
對于阿芳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市二中院當初審理此案的袁月全法官說：由于阿達的重婚行為違背了夫妻忠實的法定義務，侵害了阿芳作為配偶的人身權利，阿芳為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損害。在這樣的情況下，追究阿達的精神賠償責任，可以使阿芳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的撫慰，也體現了法律的公平與正義。但是，在阿達作為原告的離婚訴訟中，作為被告的阿芳能否提出精神賠償的要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法院只能依照原告阿達的訴訟請求，判決是否準予離婚，以及由 離婚 帶來的財產如何分割、子女由誰撫養等問題。由于阿芳在離婚案中是被告，她要求精神賠償只能另案起訴解決。另一種意見卻認為：阿達要求離婚與阿芳要求精神賠償，雖然分別由原、被告提出，但當事人相同，案件的事實相同，受訴的法院也相同。并且離婚的訴訟在法律上原本就是一種復合之訴，即既涉及人身關系的確認，又涉及財產關系所帶來的 給付 ，等等。因此，作為被告的阿芳提出精神賠償，是可以也是應該在同一案件中審理并裁判的。袁法官認為，根據我國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根據對婚姻法有關條款真實含義的全面理解，后一種意見是可行的。在不違背法律本意的前提下，這樣處理既方便了當事人，也減少了訴訟成本，不失為一種妥善解決訴訟糾紛的辦法。
